此上书行营揭发汪兆龄乱杀无辜事。

　　弹章送至，监国陆文宗阅后，提笔批：“知道了。”

　　又命颁口谕于汪兆龄，谓：“历来西北之乱多为地方势大者，此类人等若能严守华夷大防，忠于民族，当行招抚器重，委以官职，使之参与我大顺国事。反之，当严行打击，能杀头者不使其牢狱，能牢狱者不使其在家。”

　　“自古治国，首治豪强，监国圣明。”

　　得到监国明示后，汪兆龄立时变本加厉于甘肃推行一些官员眼中的激进之举，虽死者甚多，然地方却是秩序清明，民生恢复极快。

　　宁夏巡抚赵忠义同青海巡抚辛思者都是带兵之人，不仅有地方治理之权，更有统兵提调之权，奉谕筹银后，赵忠义即命兵丁逼索乡绅，名曰“纳饷”。又命将不肯纳饷的乡绅解入大狱，毁其坊匾，烧其田契，分其屋产，“凡无地者分地之后，皆免三年税。”

　　青海巡抚辛思忠则多令部将持符巡省境，勒土官捐饷，迫僧官积蓄，横暴异常，然所得也是四省最多。

　　率军收复河套地区的顺军大将高一功虽没有得到筹银任务，但于五原置城期间，张官置吏，四出赴任，旬日间遍于两套。

　　又派精骑略行两套，追索蒙古部落大小酋长，少者千金，多者万金。有不能献金银者，追其牛羊过半。敢于抗拒者，刀兵相加。

　　五原知府、顺监国族侄陆义良上任后，“陽言蠲赀租，刑逼乡官，渐及富户，谓之追饷”。

　　追饷最重者无疑西安城。

　　西安为西北中心，聚集大量前明士绅官员，此帮人等九成降清，有汉奸之罪。

　　甘陕总督孟乔芳奉监国谕，召此等士绅，先是痛斥这帮人等从前罪过，尔后要他们戴罪立功。

　　言：“西北刚经大乱，想要大治，必须钱粮。国家初立，一穷二白，正是尔等赎罪之时。所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两者都不出者，分明视我大顺为贼寇。既是敌非友，则断然处置矣。”

　　在孟乔芳的威逼下，西安城中富户迫于压力，纷纷解囊。

　　一时之间，西北四省处处捐输追赃，大顺所任官吏皆以输银竞比，原定西北赏功银三百余万两不足半月便凑齐，追赃之风尤在继续，部分地区出现为追赃而灭门之事。

　　原西营吏部尚书、大顺西北安抚使胡默上书，请停追赃之风，以免重蹈永昌元年旧事。

　　吏政府尚书宋企郊、兵政府尚书陆之祺等人也认为此风不可继续滋长，也不当再行蔓延，因为当年永昌皇帝退出北京与追赃之事有莫大干系。

　　“永昌元年失败之事，根源乃轻敌满洲，非士绅。前番永昌皇帝于北京追赃也无不妥，概历年以来前明士绅官员所得，非盗上即剥下，无一合法所得。倘若不行追赃，便是默认此类人等财富合法，他等若合法，我大顺便不合法也！”

　　已经班师回京至潼关的陆四无意停止西北四省追赃助饷之事，在他看来在满洲大敌已亡，北方已经统一的情况下，追赃助饷实际是巩固大顺根本的头等大事，也是最好的时机。

　　但也颁下谕令，命各地注意“尺度”，不要乱杀人。无论是追赃还是助饷，都要“师出有名”，有理有据，不可胡乱捏造，肆意害人性命。

　　在潼关，陆四接见了一百多名西北各地往京师赴考的士子，这帮人有举人，有秀才，但亦有许多无功名之人。

　　去年左辅顾君恩建议大顺恢复科举，陆四采纳，却命开恩科，要天下人皆来考。

　　此天下人非天下读书人，而是天下人。

　　“识字者，有见解者，有能者，都可来考。大顺用人，不拘一格。”

　　潼关城楼下，陆四见赴京赶考的士子中有一人穿得单薄，于寒风中冻得面红耳赤，不禁解下自己的貂袄上前披在此人身上，随口问对方姓名。

　　“学生于成龙。”

　　没想大顺监国竟解貂袄于己的于成龙激动的跪伏于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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